您的位置:9159金沙官网 > 外星大作战 > 孟子《梁惠王》试读(1)

孟子《梁惠王》试读(1)

发布时间:2019-12-07 07:47编辑:外星大作战浏览(94)

    孟子《梁惠王》试读(1)。孟子见梁惠王。王曰:“叟,不远千里而来,亦将有以利吾国乎?”

    孟子初见梁惠王,时在公元前320年左右。我们知道,梁惠王(前369-前319)是魏国的第三代君主,正常的称呼应该是魏惠王,可是为什么又叫梁惠王呢?

    孟子《梁惠王》试读(1)。这是因为战国之际,强凌弱,众暴寡,天下动荡如沸,日甚一日。魏国在西面秦国不断进逼之下,感觉压力非常大。因为秦国位处西陲,若想统一天下,必然需要东出。东出中原,可以说是秦国世代不移的野心。当年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(前659-前621),一辈子求得也是东出,只是当时被晋国这铜墙铁壁阻挡,不能如愿。到了晚年才不得不死心,开始向西发展,“并国十二,开地千里,称霸西戎”,为之后的秦国打下了一份基础。现在,晋国被瓜分了,秦国东边紧挨着就是魏国。

    俗语有言,卧榻之侧,岂容他人酣眠?但对魏国来说,他的卧榻之侧睡的不是一个人,而是一把明晃晃的尖刀,别说不让他人酣眠了,他自己就先睡不好觉。秦孝公的老爸秦献公(前384年-前362年),一共当了23年君主,前十几年闷头改革,积蓄国力。最后几年,秦国积累的能量几乎全部倾泻在魏国的身上了,尤其是秦献公二十一年(前364年)的石门之战,秦献公下令秦军攻打魏国,夺取秦国的故土河西之地,一直打过黄河,深入魏国境内到石门(山西运城),斩首六万,估计把魏惠王很是吓了一跳。为什么呢?因为石门距离当时的国都安邑非常近,不到30公里,再往前一点,刀尖就能戳在魏国的心脏上。

    孟子《梁惠王》试读(1)。孟子《梁惠王》试读(1)。所以,在魏惠王六年(前364年),魏惠王就把国都从靠近秦国的安邑(山西夏县)迁到了东边的大梁(河南开封),一下子东撤了近800里,因此魏惠王也叫梁惠王,其实都是一个人。

    众所周知,三家分晋之后,历史已经进入战国时代,魏国的文候(前445-前396)、武侯(前395-前370),也就是魏惠王的爷爷和爸爸都是非常贤明的君主,励精图治,改革弊政,又任用了李悝、吴起、西门豹、田子方等一批人才,所以风头日盛,一时折桂于诸侯,使魏国成为战国初年最为强大,也最有实力和可能“定天下于一”的国家。

    这一点仅从魏惠王的称呼也可以看出来,他的爷爷和爸爸都称候,可是到了他这一代,他就公然敢称王了,而且是战国诸侯里的第一批王。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334年,史称徐州相王。

    孟子《梁惠王》试读(1)。无论怎么说,称王这个举动,想必在当时是一件大事,应该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因为当时周天子还在,名义上只有周天子可以称王。《尚书》上说,“率土之滨,莫非王土,率土之臣,莫非王臣。”说起来,天下是王的天下,公侯伯子男等爵位都是王赐的爵位。现在魏惠王竟然公开称王,置周天子于何地呢?这个王号透出来的信息,岂不是像贾谊《过秦论》里说的那样,有席卷天下,包举宇内,囊括四海之意,并吞八方之心?

    当然,楚国越国也有王,但楚、越国向以蛮夷自居,不用中国之号谥。可是魏国不同,它是周天子礼法系统里的一个诸侯国,所以魏惠王称王的举动,这是明显的僭越。礼崩乐坏也久,如今却连这层遮羞的窗户纸也都不要了,一切都变得赤裸裸。果然,自魏惠王开了风气,后面的诸侯国也相继跟着称王了。到了公元前284年,有些诸侯王连王号也不满足,秦国和齐国,又搞了个东帝西帝的闹剧,这是后话,暂且不提。

    但是魏惠王这个人呢,就和《红楼梦》里的晴雯一样,“心比天高”,现实却很残酷。因为之前还是龙头地位的魏国,到了他的手里,西迫于秦,东败于齐,南辱于楚,不但霸主之位已成空梦,更兼丧城失地。所以,到了晚年,魏惠王深受刺激,也许是觉得愧对祖宗吧,是以卑身以下士,厚币以迎才,打算重振魏国声势。孟子这才有机会来到魏国,孟子之来是求仁义之政行乎天下,时年孟子52岁。

    说起来在战国时代,52岁已经算是老人了,所以魏惠王就称呼孟子为叟。魏惠王称孟子为叟,实际上他比孟子年纪还大,已经80岁了,再过一年就去世了。现在虽然还没死,但黄土已经埋到了脖颈,可以说名副其实的耄耋老朽。

    孟子对曰:王,何必曰利?亦有仁义而已矣。王曰何以利吾国,大夫曰何以利吾家,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。上下交征利,而国危矣。

    魏惠王见了孟子之后,开门见山,问孟子不远千里而来,将何以强大魏国呢?在此需要注意,魏惠王所谓之利,并非孟子后面曲解之利。这一点即便从词性上也可以看得出。魏惠王“何以利吾国”中的利是动词,是指如何富国强兵,而孟子的“何必曰利”的“利”基本上就变成名词了,是利益。

    孟子对此固然心知肚明,但问题是,他为何要故意转换概念呢?

    读过《孟子》的人,可能知道孟子曾提到两种政治模式,一种是霸政,霸政决以力,决以战;一种是仁政,仁政决以仁,决以义。动辄言尧舜的孟子,自然是反对霸政的,现在魏惠王为老不尊,开口即问强国之术,全然不提仁义,似乎很有向往霸政一路狂奔的趋势。所以,孟子就不接魏惠王此问,而是偷梁换柱,曲解利字之意而岔开话题,杜源塞流,期望将魏惠王引入仁义之政,也就是从霸道切换到王道。

    万乘之国,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,千乘之国,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。万取千焉,千取百焉,不为不多矣。苟为后义而先利,不夺不厌。未有仁而遗弃亲者也,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。王亦曰仁义而已矣,何必曰利?

    乘,兵车,是春秋时代一个军事作战单位。春秋和战国不同,春秋时代曾流行车战,一车四马甲士三人曰一乘,所以后人常用乘来代表国力强弱,类似于今天我们用GDP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强弱一样。用什么样的名词作为衡量国力的标志,透露出一定的社会风气。我们现在用GDP,是重视经济,春秋时代则用乘’,是重视军事和人口。《左传》所谓“国之大事,在祀在戎。”由此,你也可以看出春秋之动荡,战争之频繁,生活环境不那么安全。记得历史学家范文澜在《中国通史》中统计了春秋200多年的战争次数,大概1100余次,亡国丧死者不计其数。

    孟子在此对比了君主求利与行仁义的不同后果,如果上升一点,则是行武力霸道和行仁义王道的不同后果。一种是“上下交征利而国危”和“不多不厌”直至“弑君国危”,而另一种呢则是“不遗其亲,不后其君”。在孟子看来,两种结果高下立判,所以他反问魏惠王:“王亦曰仁义而已矣,何必曰利?”

    孟子之心,我们现在大体都能了解。但观孟子所言,多有不切现实情理之处。因为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,“政出于公门”,各国诸侯常有政卿弑君夺权的事情,如所谓晋六卿,鲁三家,齐国有田氏高氏之流。但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,传统领主封建制已近末路,尤其是各国纷纷变法之后,中央集权已经成为主流意识,卿士可以有爵位有厚禄,但能威胁君主的造反力量日渐缩小,可谓干愈强而枝愈弱。所以,孟子这是拿着百年前的故事来做当下时代的理论论据,后来司马迁说孟子“迂阔而不切于情事”,其实并不算冤枉孟子。

    另外,仔细琢磨一下,孟子说“王曰何以利吾国,大夫曰何以利吾家,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。”他从王、大夫和士、庶人等不同阶层入手来说明“上下交征利”的现象,似乎也从反面让我们看到了普通人性在利益面前的无力,即便不是节节败退,至少也是受到巨大的冲击。

    人为何求利呢?

    很简单,为了生存。任何人只要活着,必然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支撑,卑鄙小人需要生存资料,贤达君子难道就可以吸风饮露,不食五谷了么?孟子此处虽没多说,但我们不妨发挥一下,孟子实际上是承认人有求利之欲的,但“君子爱财,取之有道”,而且相对于取之有道,也许取之有度更加重要。

    有度,则是为了约束欲望的无限膨胀,不至于唯利是求,使人心沉沦于利益之迷津而万劫不复。何况,人生于世上,所需之物不只有利,还有诸如亲情,爱情,有情,理想等其他需求。如果一个人时时把利字当头,那么他就可以无所不为而无羞愧之心,这就与禽兽日亲日近,与君子渐行渐远,所以不可不慎。

    本文由9159金沙官网发布于外星大作战,转载请注明出处:孟子《梁惠王》试读(1)

    关键词: